批评不是权势者手中的棍棒，也不是金钱的仆役，人尽可夫的娼妓。它有它的尊严，不容狎邪也不容欺霸。我这里说的是文学批评。
自从有人将批评与创作比做厨师与食客，多少年来已成定论，固然有对厨师的讽谏，无意中也否认了批评者创造的品质。厨师可因创造而自得，食客却只能是不劳而获的鉴赏。批评是独立的艺术，也是艺术的创造。李健吾曾说过：“批评不是别的，也只是一种独立的艺术，有它自己的宇宙，有它自己深厚的人性做根据。一个真正的批评家，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。”批评有它独自的价值，独自的品格。
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上，曾有过批评与创作共生共荣的时代。不少才华横溢的学子，曾立志终身从事批评。1923年8月，杰克逊号行驶在太平洋上，赴美留学的梁实秋与谢冰心在甲板相遇，梁问谢到美国后修习何科，谢答曰文学，复问梁，梁答曰文学批评。
不独以批评为职志，更有着批评的勇气，批评的气度。1937年初，李健吾将新出的《咀华集》寄给梁宗岱，梁看出其中有“滥用名词”的倾向，在《宇宙风》上发表文章予以批评，笔锋涉及的还有朱光潜。措词之严厉，你难以想象他们本是要好的朋友。李健吾当即反击，用语之刻薄，你以为他们定然会失和。今人的担忧，未必就是昔人的境遇。正是在这一次次的批评与反批评中，李健吾、梁宗岱、朱光潜三人，成了批评界名重一时的“三剑客”。
不顾及现时的情谊，甚至不顾及“鞭尸”的骂詈。徐志摩遇难不久，朋友们尚在悲伤之中，也堪称徐氏友人的吴宓，便在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上组织了对徐志摩诗歌乃至为人的辩论，以至林徽因感慨地说：“对你的赞美和攻讦由你去世后一两周间便开始了。”
或许是读这类书，写这类介绍文章太多了，我常想，我们没有那么高的学识，连那种精神也不会效仿吗？
而近年来的中国文坛，说来不能不让人丧气。在我视野里的许多优秀的批评家，大都放弃了自己的职守。很有几位就去写了散文随笔，确也写的不错，只是这不错中透着些许的悲凉。不过是为了证明一个原本用不着证明的事实：他们并不比他们曾评论过的作家差，他们也写得了这些劳什子。
忠于职守，勉为其难的批评家，又常被人讥为“低评高”。惹不起，躲得起，于是批评逃遁了，于是又有了“批评的缺席”的指斥。
我不是个合格的批评家，甚至不是个批评家，然而，正如愿意大地常青，蓝天明净一样，我愿意我们的文坛热闹而康健。
对于一个批评者来说，不在于持有什么样的批评理论，更其重要的是，有没有批评的眼光与胆量。敏锐，崇高，不免自炫，更多的时候，只需基本的常识，最低的操守。从艺术的良知出发，是所是，非所非，便是有眼光有操守。重视文本，文本不能成为酷苛的屏障，依凭印象，印象终究不是谀墓的道场。纵然你所持的不过是中国古老的文论，有眼光有操守，《尤利西斯》不难索解。无眼光无操守，就是再后现代，面对一篇中学生作文也会自批其颊。
这一两年我写了好些批评文章，有人不屑有人气恼，也许还有人以为我会乐此不倦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每天都在做些什么。不是跟谁有冤有仇，也不是要跟谁争个输赢，只是想让我们的文坛像个文坛，让批评显现它原有的品格。
